2019年印尼總統與國會大選，大部分報導皆將注意力集中在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打敗了伊斯蘭保守派對手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贏得連任，但還有另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在此次國會大選中，女性國會議員從2014年的17.3%上升至20.35%，在575位國會議員中占了117位。
在世界許多國家，政治權力長期以來大多掌握在男性手中，所實施的政策也因此較以男性的觀點出發，而不一定能夠考慮到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特殊需求。因此，推動女性參政經常被視為保障女性權益、促進性別平等的重要方法，藉由女性從政者的增加，改變以男性為主導的政治，並期待這些女性從政者推動更多具性別敏感度的政策。
由此觀點來看，印尼此次選舉女性議員比例的增加，看起來是件值得慶賀的事。這似乎代表印尼在政治參與方面的性別平等程度正在提升，社會大眾也可期待這些女性議員能協助推動相關政策來促進印尼的性別平等。然而，事實卻不一定如此。因為在這20.35%的女性議員中，有些其實來自近年來在印尼愈來愈興盛的宗教保守派，所欲推行的法令與性別平等背道而馳。
伊斯蘭保守派勢力增長，堅守家庭價值也參與政治事務
做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一直以來皆因能以溫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各民族與宗教，而受到讚譽。然而，過去幾年來，伊斯蘭保守派的勢力持續成長，讓印尼的性別平等倡議運動不斷受到挑戰，光是針對女性的歧視性地方法律（包括規範女性穿著的法律），就從2011年的207條顯著增加至2017年的342條。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受高等教育、擁有優秀能力的女性運動者（woman activists）也加入了保守派陣營，透過政治參與起身反對來自西方的女性主義。
Maimon Herawati即為一例。Maimon在英國取得碩士學歷，在印尼巴查察蘭大學（Padjadjaran University）擔任講師，反對女性主義所提倡的性別平等、身體自主權等概念。她認為，女性主義強調的身體自主權概念不符合伊斯蘭信仰，因為「我的身體不是我的，而是來自阿拉，我不能隨心所欲地對待我的身體。」她曾參與反對「消除性暴力法案」（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Bill）的抗議活動，並發起線上請願，在兩周內獲得15萬人連署支持。
Euis Sunarti同樣為大學教授，認為女性主義對於「自由」的價值觀與印尼大多數人所秉持的伊斯蘭價值觀相衝突，因此女性主義不適合印尼。Euis主張應維護傳統的性別分工，母親將孩子生出來，就應擔負更多照顧孩子的責任，但她補充：這不代表她們不能透過參與公共事務來自我實現。Euis是印尼愛護家庭聯盟（The Family Love Alliance，簡稱AILA）的成員之一，另外又創立GiGa Indonesia，主要口號為「讓家庭強盛以變得更文明」（strengthening the family for better civilization）。這兩個組織同樣都強烈反對「消除性暴力法案」（AILA和消除性暴力法案將於後文介紹）。
這群保守派女性一方面反對西方女性主義對於促進性別平等的理念，主張「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堅守傳統家庭價值，另一方面，她們也相信女性應享有受教權、工作權以及參與政治的權利，並且非常積極地投入政治活動，如同Maimon和Euis。在2019年的大選中，保守派政黨「繁榮正義黨」（Prosperous Justice Party，簡稱PKS）的一位候選人Umi Vira也表示，促使她參選的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女性長期在國會比例過少，但女性才能真正了解女性的需求。她認為，伊斯蘭在許多面向上也賦予女性權力：「透過賦權（empowerment），女性具有改變家庭和整個國家的力量。」
愛護家庭聯盟：強化家庭價值，讓印尼「更文明」
位於雅加達的宗教與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Democracy）研究員Dyah Ayu Kartika觀察到，已有越來越多女性受到強硬派伊斯蘭團體和政黨的動員，例如2019年大選前，在一場PKS的政治集會中，女性參與者的人數明顯多於男性。她也指出，反女性主義團體所推派的女性參選人擁有優秀的領導能力，了解如何以清晰且具說服力的論述來吸引民眾，且長期在基層工作。例如Umi Vira本身是一位伊斯蘭傳教士，活躍於AILA等組織，具有25年的基層工作經驗。Dyah認為，印尼的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t movement）當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已具規模、遍及印尼各大城市的保守派女性運動（conservative women’s movement）。
AILA即是印尼保守派女性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組織。AILA由數個伊斯蘭組織於2013年成立，總是以女性出席公開活動，她們做為女性或是母親，以保護家庭價值和維護社會道德為主要訴求。她們相信，母親不但是孩子的教育者，也是家庭和國家道德的守護者，因此有責任站出來保護孩子不受到性偏差觀念的威脅，例如同性戀與婚外性行為。AILA的目標便是「藉由強化家庭價值」，讓印尼「更文明」（more civilized）。Dyah分析，AILA透過道德和宗教訴求吸引許多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支持，而這些知識份子善於將保守思想包裝進公共政策中，利用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研究和分析進行公共論述，並尋求在體制內透過政策倡議和立法程序達到他們的訴求。這樣的策略是過去印尼的反女性主義團體從未使用過的，因此讓AILA的影響力大於其他保守派團體。雅加達郵報指出，比起以男性為主的「伊斯蘭防衛者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FPI），AILA對印尼的自由所帶來的威脅更大。
政治領域的戰場：「消除性暴力草案」vs「健全家庭法草案」
AILA的主要戰場是反對已在國會延宕多年的消除性暴力法案。該法案旨在擴大性暴力的範疇，將婚內強暴（marital rape）、性騷擾、性剝削、強迫賣淫等也納入刑事犯罪。然而，AILA、PKS等保守派陣營認為，此法案沒有納入婚姻之外的合意性行為，包括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等同於鼓勵這些行為，這不但會削弱家庭的價值，且會對社會道德帶來威脅。
前文提到的Euis表示：「印尼的社會價值是，丈夫與妻子不只擁有權利，也有責任。但是比起維持家庭穩定，這個草案過於強調權利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印尼人希望宗教做為他們家庭的根基。」她進一步指出，「伊斯蘭的信念是丈夫和妻子應該彼此理解，但是妻子應該關心到（丈夫的性需求）並真心誠意的滿足他。如果妻子說：『我不想要，如果你強迫我，這是暴力。』這不是個和諧的關係….它會造成婚姻內的不和諧，最後導致離婚或是出軌。」
主導消除性暴力法案的「消除對女性暴力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反駁道，消除性暴力並沒有違背伊斯蘭信仰，反對者更不應以宗教之名坐視女性遭受暴力而不採取行動。根據統計，在2017年對女性暴力的通報案件中，有高達71%為親密關係暴力。
然而，對於防止婚姻內的性暴力，保守派陣營所提出的卻是被批評為讓政府介入私人生活的「健全家庭法草案」（family resilience bill）。該草案直接規定，「合法結婚的丈夫與妻子有義務互愛、互敬，為對方增光，對彼此忠誠，且為對方提供身心靈的支持。」此外也規定，丈夫和妻子「有責任按照宗教規範、社會道德和現行法律履行各自的職責。」丈夫有義務賺錢養家以滿足家庭的福祉與需求；妻子則應負責料理家務並維持家庭的團結，基於宗教規範對待自己的丈夫及兒女。同時，「健全家庭法草案」也要求LGBT群體接受矯正治療，甚至規定父母與孩子以及兄弟與姊妹應分房，以避免亂倫。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基於宗教教義、主張維持男女傳統性別角色的法案，是由五名跨黨派的國會議員所提出，當中便有三名是女性，分別為PKS的Ledia Hanifa和Netty Prasetiyana，以及從業黨（Golkar Party）的Endang Maria Astuti。而在印尼國會2019-2024年的立法計畫中，「消除性暴力草案」和「健全家庭法草案」同時被列為前50項優先審理法案。
邁向性別平等的下一步：如何對抗宗教保守勢力
由以上看來，若要促進性別平等，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的增加已不再是重點，因為目前印尼面對的是一群以宗教立場堅守傳統性別規範的保守派女性運動者，這群女性同樣積極透過政治參與來實現他們的理念。
對於女性參政，德國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Stiftung）指出，印尼過去也有出色的女性主義從政者（femocrats），例如印尼前財政部長慕燕妮（Sri Mulyani）積極推動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ing）等性別主流化政策，但通常只依靠單獨個人推動相關政策，較少與其他性平運動者或女性組織進行合作。因此，性別平等運動者、學者、官員和國會議員必須團結合作，共同建立強大的網絡和相關概念，才能制定能長久的性平政策。
2019年9月，印尼才因為刑法修正案而引發大規模抗議，該修正案將婚姻外的同居行為、未婚者合意性行為、同性性行為、墮胎等皆視為違法行為。雖然後來此修正案已先「暫緩表決」，但仍被列於印尼國會2019-2024年的立法計畫中。未來，不同黨派的印尼國會議員將如何進行政策辯論，性別平等倡議者會如何對抗宗教保守勢力，抵制刑法修正案、健全家庭法等草案，並使「消除性暴力法案」順利通過，仍值得繼續觀察。
原文刊載於2020年5月12日關鍵評論網。